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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湄风菲斯馨似兰阆苑

以风浪逸其情,以乾坤维其志,谈笑有鸿儒,以虹霓为线,以明月为钩,临渊羡鱼情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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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年来渐识幽居味,思与高人对榻论。澄怀观世,凝神读书。风云三尺剑,花鸟一床书。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徽州。岂能尽如人意,但求无愧我心。既见君子,我心以降。留人间多少爱,迎浮世千重变, 和有情人,做快乐事。任风月无边,听花雪弥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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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正一帆悬  

2011-02-01 09:32:39|  分类: 水湄的教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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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正一帆悬
——如何“养育”世界文化名城

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: 2011年01月25日 来源: 南方都市报

作者
陈平原
  我希望凸显这么一种思路:城市本身有其生命,值得你我尊重,不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,必须讲究“顺势而为”。理解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,而后才谈发展和未来。
  “都市”既非人间天堂,也非罪恶渊薮,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产物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,重要业绩之一,就是都市化进程加速。中国的城市化率,从1976年的15.4%上升到2008年底的45.6%,再过几年,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(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/2011》)。而据世界银行预测,到2020年,中国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将突破80个。这意味着,都市的魅力、困惑以及陷阱,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、学界以及媒体所必须共同直面的难题。
  这就难怪,谈论“都市文化”、“都市文学”或“都市想像”,如今成了大热门。
  以我个人为例,去年11月27-29日在北京和天津主持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”研讨会,12月15日在上海参加“作为文学城市的上海——暨《海上文学百家文库》学术研讨会”,12月17-18日在香港主持“香港: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”国际学术研讨会,12月24日在台北的政治大学与日本东京大学大木康教授作题为“都市与文学”的公开对话,再加上一月初参加中山大学与广州市政府主办的“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高峰论坛”,一个半月内,在六个中文世界里最重要的城市——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香港、台北、广州——参加学术活动,论题都是“都市文化”,可见大家的趣味高度一致,且形成某种“文化自觉”。
  正因为此乃“潮流”,主事者很容易扯起风帆,顺流而下;这反而提醒我们,越是顺风顺水,越有必要仔细推敲我们的奋斗目标及工作策略。下面就谈三点浅见。
  
请“养育”我们的城市文化
  首先,关于城市口号,请在“建设”、“经营”、“打造”之外,加上“养育”一词。之所以咬文嚼字,就因为主事者选择某一动词时,往往有其特定立场或潜意识。谈及“城市”的规划或远景,你总能听到很多铿锵有力的论述,而我特别在意论述者对于动词的使用。
  三十年前,我们听到的多是平实的说法,叫“建设城市”,马上让人联想到迅速拓宽的马路,还有拔地而起的高楼,在这过程中,工程师无疑是主角。
  二十年前,你听到的是商业味道十足的“经营城市”。没错,金融家开始登场了,资本力量加上推土机,所向披靡,城市像摊大饼一样急剧扩张。
  最近十年,你最常听到的是“打造”什么什么“城市”。毫无疑问,能抡起大锤,像打铁一样对待一座城市,让其日新月异的,只有政府官员才做得到。
  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,中国城市已焕然一新,有了相当靓丽的外表(城市化过程中毁坏文物或土地财政等后遗症,暂且不论),这个时候,有必要引入人文学者的视角。尤其是像广州这样雄心勃勃的大都市,两大目标中,建设“国际商贸中心”远比成为“世界文化名城”容易得多。在我看来,前者指日可待,后者则任重道远——描述这一漫长而艰辛的过程,假如选择动词的话,我将舍弃雷霆万钧的“打造”,而采用春风化雨的“养育”。
  表面上看,这是一个动词的选择,背后却是一种城市发展思路。之所以不喜欢“打造”这个词,就因为未免过高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。你以为城市是一块铁,只要烧红了(转化成现实条件,就是“有钱”或“有权”),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打造成刀剑、犁耙或玩具,那是不对的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,一方水土创造一方文化,同样道理,一方水土也培植一方名城。
  人需要养育,城也需要养育——包括体贴、呵护与扶持。这是人文学者与工程师或经济学家不一样的地方。
  在我看来,城市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建筑群,而是人及其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。说“养育”或许有点文人化,但这是对于当今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工程师/企业家思维的“反拨”。我希望凸显这么一种思路:城市本身有其生命,值得你我尊重,不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,必须讲究“顺势而为”。理解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,而后才谈发展和未来。还有,就像对待孩子一样,有所期待,但不拔苗助长。给孩子/城市成长的时间和空间,随时观察,并不断修正期待,而不是滥用威权,强迫孩子/城市去实现你的梦想。
  以今天的技术水平,短时间内建成一座新城——甚至是高低错落的仿古建筑,都不是什么难事,极而言之,“罗马”是可以“一天建成的”。但这只是徒有外表,缺乏修养与内涵。好的城市就像油画一样,是一层层涂上去的,看得出每个时代不同的笔触,以及这些笔触背后的情怀。生活在一座有历史、有文化而又舒适的城市,是很幸福的事情。因此,即便你很有钱,也很有权,请尊重先人的努力,不要一切推倒重来。
  
不要轻易拷贝别人的“美好家园”
  其次,谈及城市,警惕“见人一长辄思并之”。在全球化时代,既反对故步自封,也必须警惕“过度学习”。资讯如此发达,视觉的冲击力又那么强,很有事业心的主事者,不知不觉中,很容易拷贝别人“美好的家园”。
  我曾经说过一句刻薄的话:喜欢说外国大学怎样怎样的,往往是短期访问学者;喜欢说外国城市如何如何的,大都是观光客。因为,惊鸿一瞥,印象极深,来不及仔细阅读,好像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。越是沉潜下来,你越知道问题的复杂性,深知很难“一言以蔽之”。看到外国有什么好景观,回来就学,以旅游者的趣味改造中国城市,如此“从善如流”,其实很危险。这些年,中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广场、草坪、音乐喷泉、标志性建筑等,就是这么弄出来的。你知道在北方城市里养一片大草坪是什么代价?更不要说圈起来,让大家轮流拍照,将城市变成了盆景。
  我们需要学习,但拒绝山寨版——不管你是打造“东方威尼斯”,还是建设“亚洲的巴黎”,都是不自信的表现。而且,很容易毁了原本存在的历史文脉。这让我想起清人姚鼐的故事。清代大学者王鸣盛有一天对戴震说,我以前很怕姚鼐,现在终于不怕了。戴震问为什么,王的回答非常精彩:“彼好多能,见人一长辄思并之。夫专力则精,杂学则粗,故不足畏也。”听完戴震的转述,姚鼐大为惊悚,当即决定舍弃词学,专攻文章,后果然以建立桐城文派而留名千古。
  身处全球化大潮中,难的不是学习与借鉴,而是对自家传统的保持、坚守与提升。对于城市来说,“博采众长”不一定是好事。借用一句俗语:别人的肉,长不到自己身上。建军事要塞或工业基地,当然也讲地理位置及资源配置,但相对来说单纯些;创建“世界文化名城”,需要的不仅是“天时地利”,还必须有“人杰地灵”。这就要求充分考虑人的因素。城市建筑很容易复制(好不好是另一回事),但城市居民你是换不掉的——也不应该换。明白这一点,谈论城市的命运,必须关注、尊重、体贴本地人的趣味。
  城市主要是为本地居民而建,不是为外来游客或联合国官员设计的,切忌以游客的眼光来打量、评论、规划城市。即便旅游业占GDP很大比例的城市,也不该如此思考问题。因为,随着时间流转、世代变迁,游客的趣味也会改变;而城市面貌不是舞台上的背景,说变就能变。更何况,“中看”的不一定“中用”,我们追求的不是“生活,让城市更美好”,而是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。
  回到“养育”的说法。自家的孩子,你知道他/她身体的长处和局限性,一般不会硬逼着其“挟泰山以超北海”。同样道理,城市管理者,既讲有为,也得讲有所不为。表面上,这道理很显豁,可常常被忽视。原因是,最近这些年,借助出国旅游、考察或培训,中国官员全都“开眼看世界”,脑子里装满了巴黎、伦敦、纽约、东京等大城市的图景,谈论自家城市的发展远景时,明里暗里,往往以之为楷模。我想提醒的是,看得见的是“旅游景观”,看不见的是“日常生活”——对于本地人来说,后者无疑更重要。
  之所以从“养育”的角度谈城市,主张讲究时令,讲究水土,讲究节奏,那是有感于近年中国各地城市建设步伐很大,一是经济实力猛增,二是主政者希望有所作为,三是学者投其所好,不断编造各种“新概念”。我有点担心,擅长学习的中国城市,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历史文化命脉,变得千篇一律——弄不好还是山寨版。
  这么说,你或者以为我只注重“文物保护”。不见得。我对亚运会开幕式拿珠江做文章便大为赞赏。这样的场景,只能属于广州,是北京奥运会、上海世博会想不到、也做不到的。表面上是如何构思大型文体活动,背后则是最近二十年广东学界、媒体及官员对于“珠江文化”的理解、阐释与传播。珠江养育了广州人,也养育了广州城,对广东文化性格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。作为珠江儿女,我们用这么一场隆重的仪式,欢迎远方的客人,更表达我们对这条母亲河的敬意。如此尊重历史,协调古今,但又突出文化创意,是可以诞生新的都市想像的。
  
被严重低估的广州
  第三,文化名城是建起来的,也是说出来的。如果说政治中心是“国家”说了算,经济中心是“老板”说了算,文化中心是文化人及老百姓说了算。这方面,学界及传媒大有可为。
  香港小说家及文化评论家陈冠中曾谈及两个城市被严重低估,一是台北,二是广州(《城市九章》72-84页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)。我同意这一说法,只是想略加补充:这两座城市为何被低估,一是世人不识货,二是自家少宣传。
  北京、上海的朋友游览台北,经常表示不以为然,觉得新旧杂陈,除了101大楼,没多少抢眼的建筑。这其实正是台北的好处。香港的靓丽一眼就看得出,台北的好处必须住下来,慢慢体味,才能理解。如此混杂而多样的城市,肌理健全,生活方便,这才可能有类似本雅明那样的“都市漫游者”。街道太宽,无法从容漫步;高楼林立,对行人产生压迫感;城市焕然一新,缺乏历史沧桑……所有这些,导致都市“好看”但不“宜居”。在中文世界里,台北和广州是两座很好地兼及“乡土性”的大都市——我甚至认为,小巷深处与日常饮食,方是这两座城市的真滋味。
  对于“城市文化”的养成而言,历史太长太短、文物太多太少、责任太重太轻,都不是很理想。相对于西安、北京或上海、深圳,广州有历史感,但不太沉重,更容易自由挥洒。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,广州都不是政治中心,不是经济第一,不是文化最悠久,大学也不是最好的——虽不太出风头,但都在第一梯队,这种感觉其实很好。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”,这是常被批评的心理状态;至于演艺圈,更是忌惮“千年老二”。可我欣赏这种状态。永远在第一梯队,但不领跑,心态更为从容,时间上也比较优裕。单就文化创造而言,不温不火,不急不慢,反而可能做出大文章。
  无论吃饭、穿衣、行路、娱乐、做学问,广州人大都随意、自在,不太追求“戏剧性”,因而也就比较平和安详;不像某些精英主导的城市,显得躁动不安,随时准备跃起或爆炸。打个比方,广州是座有平常心的城市,不骄纵,不造作,比较本色与低调。这让我想起了广州人的煲汤。煲汤需要时间,需要材料,也需要食客的期待与品味——说实话,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广州的“好处”。
  这就说到广州被低估的第二个原因。关注日常生活,不太高调,也不太张扬,这种处世风格,在一个浮躁的时代,容易被忽视。偶尔开个亚运会,来点“小蛮腰”(广州塔)之类,也很能提神,但广东人不太习惯于说话时满脸跑眉毛,或满篇堆砌格言警句。如此平实、内敛,其实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生活姿态。但必须有人解读,否则很容易被误解。不要说外地人无法体会,就连本地人也未见得真能领悟。
  大声说出我们城市的好处与缺失,这不仅属于宣传部的职责,大学、媒体与公众都有义务热心参与。因为,此举既影响外地游客,也陶冶本地居民,还潜移默化地制约着日后城市的发展方向。某种意义上,这一次次的陈述与辩难,是在说出我们的城市理想,也是在塑造我们的城市形象。
  关于城市的建设、经营、管理与言说,是一门大学问,超越目前大学及研究院的学科设置。或者说,“城市”这话题天生就是跨学科的。学者们再努力,也只是在“摸象”,你说像柱子,我说像墙壁,说出我们各自“真实的感受”,吵吵闹闹中,逐渐形成一种共识,一种愿景,一种压力,使得任何人做决策时,都不能不有所忌惮。
  这里的“说”,不仅是提建议、做方案、评是非,也包括讲故事。在讲述城市历史与传说的过程中,当事人会不断整理思路,以往习焉不察,如今豁然开朗,甚至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应该说,比起宏大论述,故事及细节中更容易见真情。就好像评选“岭南文化十大名片”,你可以同意,也可以不同意,甚至激烈反对,但争论中,你我都对所谓的“岭南文化”有了更深切的体会。
  在这个意义上,“说城市”本身,既是手段,也是目的。城市的历史与文本的历史,应该基本同步。正是无数作家的描写、学者的研究、大众的口口相传,使城市得以青春永驻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文化名城”的命脉,更多掌握在公众——你我手中。
  (本文为陈平原教授2011年1月4日于“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高峰论坛”上的演讲)
       (题签:戴新伟)
  ◎陈平原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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